“人是树桩，全凭衣裳。”人类祖先不会织布缝衣，围草裙，系树皮，披着兽皮遮风挡雨，且为显示自己的存在，还用文身、石片、贝壳等物装饰自己。这是人类最早的服饰，至今仍可看作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最早典范。
衣裳是人跟动物最直观的区别。许多动物都有天生皮毛护体作装饰，除当宠物或演马戏外，它们完全可以裸体光腚到处游荡，根本用不着穿衣裳。若非穷得没衣穿、灾难临头逃命要紧、得了梦游症或是神经有毛病，人就得护体、遮羞、装扮自己，肯定不会一丝不挂地丢人现眼。想想人类祖先对衣裳的那种无比向往，怎么也弄不明白现代不少女性时常穿着“皇帝新衣”而兴高采烈得不行。
郭沐若说：“衣裳是思想的形象。”人的身份、地位、性格、爱好、内在修养、人生追求、生活情趣以及情绪心态不同，就会穿着不同的衣裳。封建时代，人多欣赏长衣帮，瞧不起短衣帮，最让人羡慕的是官服。孔乙己宁可穿着破旧长衫站着喝酒，也不肯和短衣帮打成一片。他一“鸡立鹤群”，店里的气氛就立刻活泛了，一件长衫把个穷困潦倒的乡村知识分子的内心迂腐抖落得淋漓尽致。而果戈里的《外套》，则借衣裳叙述了一个穷困懦弱、被人嘲笑欺凌的小公务员的悲惨遭遇。一天晚上，他仅有的一件御寒外套被人劫走，没有人去同情他，他反而遭到“要人”的斥责，最终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间。这孔乙己和懦弱的小公务员的穿着，恐怕不仅仅是他们的衣裳。
衣裳也是一种语言，写人常常要描写衣裳。也许因为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经做过苏州、江宁制造的缘故，《红楼梦》里描写的衣裳可谓多多，简直可以编成一部衣裳专著。林黛玉坐轿进荣国府时，王熙凤一身彩绣辉煌，俨然神妃仙子装扮，衣裳里却藏着一副狠毒心肠。鲁迅给闰土、阿Q戴的是乌毡帽，没有它就没有了农民形象阿Q和闰土。老舍在《骆驼祥子》里让虎妞的嘴唇抹点胭脂，“上身穿着件浅绿的绸子小夹袄，下面一条青洋绉肥的单裤”，活画出这个车行老板独生闺女的媚气与俗气。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去参加舞会穿的是黑天鹅晚礼服，袒露出象牙般圆润的肩膀和丰满的胸脯，充满妩媚、高雅和青春朝气。
衣裳又是时尚的一面镜子，人们普遍爱穿什么衣裳，说明人们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解放初期，人们由穿长衫、旗袍改穿列宁装、人民装。“文革”十年，红卫兵、红小兵都非常爱穿绿军装，配以红袖箍、黄挎包，再扎一条宽皮带，无须看别的什么玩意，单看一身装束打扮就知道，人们全都坚定地站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立场上”。然而，自己没啥文化肯定搞不好“文化大革命”。大字不识一箩筐不要紧，只要上衣兜里插着三四支钢笔和圆珠笔，就可以信口开河地耀武扬威起来。后来拨乱反正，一纸《决定》使“文革”那套鬼把戏见了阎王，人们每当想起“文革”中追风赶浪式的穿衣裳，就觉得那阵儿真的滑稽可笑。而改革开放以后，各种衣裳花样翻新，“春捂秋冻”的健身之道似乎过时，时节不是二四八月，人们照样乱穿衣裳。什么牛仔裤、超短裙、高跟鞋、布乱缠、层层叠叠、缕缕绺绺、花里乌哨，穿得分不清男女，穿得看不出老少，穿得岁月节令颠倒，大凡时髦、个性、品位似乎全在一身日常穿戴上。衣裳越穿越古怪，早就忘却了黄道婆。
有位思想家说过：“人生不能没有伴侣。”过去人们说：“女人是男人的衣裳”，现在男人同样是女人的衣裳。旧去新来，新来旧去，离婚倒是比换身衣裳还快了，就是女人和男人老是找不着合身的衣裳。衣裳成了婚姻儿戏的极好象征，给人间增添不少痛苦。人原本还是旧的好，新的再好也只是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