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称谓可谓博大精深，用文化称之一点也不为过。因为人是社会的人，称谓是人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伦理规矩，再文化点说叫交往礼仪，你遵守了，大家就说你文明，有礼貌，懂规矩。你不遵守，就说你愣头青，不开化，再过一点提到你就会摇摇头，撇撇嘴，吐出两个字，傻逼，言外之意你不懂人情世故，打心眼里看不上你。
在民间，不允许晚辈直呼长辈的姓名，即使同辈间也必须遵循长者为大的称呼习俗。如果入不了中国的俗，用洋人那一套，见人就直呼姓名，那是注定要讨人厌恶的。在中国一个人如果直呼长辈姓名，那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心中有怨气，直呼姓名，甚至其祖父母辈的姓名，那是代表了不服气，是骂了人的，咬牙切齿地用看低你来报心中怨恨的仇的。另一种是没有缘由的直呼长辈姓名，这恐怕就要被贴上不懂礼貌、缺乏教养的标签，这也就连累了自己父母亲的声誉。
在职场，称谓可能要复杂一些。如一般不直呼自己上司的姓名，而要称他的职务，熟络些的也就呼的亲近些，称呼时就用姓加上职务的简称，比如张局长叫张局，李总经理叫李总，既对外人显示了与上司关系的不一般，又不至于放肆到使领导感到没大没小，还不会使不称呼李局、张总的人感到过于肉麻。下级直呼上级的姓名是不逊的，如果再呼其光屁股玩耍时的小名，像什么狗剩、黑蛋之类的，那可就是对上级大不敬了，上级不仅要生气，从前再好的友情也就到头了，如果再呆同一个单位，日子可就大大不好过了。
中国官场历史悠久，称谓更是千变万化，与时俱进，初入官场的人，是很不适应的。中国古代有“三纲五常”，百姓逢官是要叫老爷的，老爷叫比他官大的老爷要叫大人，到皇帝那，就叫万岁爷，一个朝代一个，全中国人就那么一个爷，真够气派！在古代，这些都是法律，不遵守那是要吃刑罚的，皇帝如果性子再暴烈一点，那是要砍头的，弄不好还要把家人亲戚的性命一起搭进去。现在社会进步了，文明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大扫把就把那些旧规矩都扫到历史的巨轮下碾碎，化为朽土了，剩下的就是历史学家们怎么研究写文章的事了。仔细想想，中国的官永远比民大，而且官越大辈份越高，一直到现在老百姓还把官员称为“父母官”。比如黄书记、白县长、洪乡长之类，虽然是人民公仆，但见了面打心眼里还得叫人家父母官，看似文明进行不少，从爷降到了爹妈，不过求到人家办事时，心里也还是叫人家“青天大老爷”，人家还不一定给你好脸色。
有人说中国的称谓文化是中国官本文化的附属品，就像暴发户身后总是喜欢带上跟班的一样，既方便了做事，又耍了威风，前呼后拥，要的就是一种气派。我看这两样区别还是有的，而且还真不小。首先，有钱人扎势，做派，耍威风，那是有钱人个人的事。财大气粗，鼻孔朝天的跟班多带，财小气细，装腔作势的少带，财大气短，朝中没人，大隐于市的不带，只要没犯法，道德也懒得和这类人较劲。但社会称谓就不行了，法律即使未规定，那道德层面还是必须管的，如果老子管儿子叫爸，儿媳要婆婆叫自己妈，要么不给养老，那世界还不乱套了。所以道德要管，法律也必须规定。其次，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营养也跟得上，方头大耳，面目红润者大有人在，加之教育平民化，你学识渊博，谈吐不凡，天生就一副大官气派，你陪领导去招商引资，领导又恰巧长的比较平民，外商一不小心把你当作领导，一个劲塞红包拍你的马屁，说要开发你们城市的房产，要你把拆迁区内所有原住户都赶走，要圈他们的地，让你帮忙给开张强制拆迁许可证，你做的了主吗？！再说了，把领导当跟班，小看一眼，领导受的了这个气吗！？我看啊，一不小心，这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大好事就变成大坏事了！所以，就算你长得再富态十足，和领导走路都要曲膝弓腰跟在后面，请示汇报工作要言必喊书记市长县长局长，尤其是在外人面前更要谦逊，要么你就犯了忌，不仅自己要遭殃，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局也要受影响。看看，称呼礼仪多重要，既可以兴邦，也可以亡国，全在一呼之间。
由此看来，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父母或祖父母给起的名字，汉字洋文均在其一念之好，但名字虽有，功用却大相径庭。百姓的名字那是代号，是用来被别人称呼的，直呼其名，呼者无畏，应者自然。但人到了一定层次，尤其是做官到了一定层次，其名字充其量就成了档案袋中的一个记号或者新闻媒体中的一种姿态，你再直呼其名，就成了一种忌讳，除非你官做的要比他大。这就像老虎的屁股大家都知道摸不得，武松也知道，但他不仅摸了老虎屁股而且还杀死了这个掉眉大虫，因为他有这个实力，老百姓却是万万摸不得的。
从人类进化的历史来看，屈服有膜拜和胁拜之分。为官一方，民众如何看你，尊不尊敬你，不是职务高了就有尊敬，也不是你手中公权大了就有膜拜。自古以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道德的称，法律的称，称的不仅是为官的职务，更是为官的良心，社会的责任。前段时间，听说部分新闻媒体要封杀父母官这一中国特色称谓，心下不由一喜，我想这不仅仅是民对官称谓的一次简单嬗变，更是民对官执政理念的一次深思与呐喊。但愿天下居官者顺民意，做民者顺其邦。国兴，民之福至，何必计较称其父母官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