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毫无疑问，邵景文是整部小说的中心人物。邵景文是某名牌大学的法学教授、博导，同时又是大名鼎鼎的律师，脚踏社会大学两只船，科研教学和创收两不误，徒弟们都称他为“老板”。“老板”自然有老板的派头，宝马香车及美色自然是少不了的。这当然是现在的“老板”，“老板”以前并不是老板，他是邵景文，一个从农村来的穷小子。
邵景文的专业选择是耐人寻味的。八十年代时的邵景文，是中文系学生，是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整日里除了写诗，就是和一位学习经济管理的文学爱好者曲霞同学在校园里进行诗伴箫或者箫伴诗表演，赢得了无数青年学子的倾慕与向往。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诗人邵景文和后来的“老板”邵景文进行一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诗人邵景文看似浪漫、不着边际，他却是理性的。理性并不是铁板一块，针插不透水泼不进，我们说青年邵景文是理性的，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于自己、对于人还有清醒的认识。现实生活刺激或者说“教育”了他，女朋友曲霞出国，老父亲为供自己上学去偷电线，结果被电打死在电杆上，尸体挂了整整三天，这样做的理由仅仅是村长想“以警效尤”。邵景文考上了法律研究生，动机仅仅是想为自己的父亲“报仇”。在学业上他一路顺风，很快成了名牌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且与自己的师妹赵茹影结婚，看上去幸福美满。
邵景文的堕落是与宋总的合作开始的。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钻了法律的空子，为自己赢得了名气、金钱及美女。这以后的邵景文逐渐变成了一个机器，理性变成了这个法学家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而自己却在非理性的深渊中堕落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邵景文对待“唱歌”的态度上得到答案。所谓“唱歌”，即嫖妓的江湖说法。邵景文在与曲霞长期的接触中，什么接触都有了，就是没有肉体接触。这与邵景文后来的“风流”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与自己的弟子李雨在校园里的“胡搞”形成了反差。邵景文刚刚出道时，对于“唱歌”还较为反感，这与他和董小令（王愿）前期的接触中看的出来。后来的邵景文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与董欣形成了较为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老板”邵景文的风流生活让我们联想到了艾略特《荒原》中那个长疙瘩的小职员和打字员的交欢，只是一种即定的机械运动，没有情感及其他。
邵景文死了。死得似乎有些浪漫，他的身体被种上了一百零八颗珍珠，那是他送给自己的情人董欣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的除了疯狂与非理性，还能有什么呢？
2
在张者幽默的笔下，大学校园里虽然不乏有精神的追求者，但更多地呈现出一片乱象，各种各样的奇人怪事层出不穷。大学更象一个巨大的娱乐场所，在这个娱乐场所的中心，只有两个字：欲望。
我们来看看邵景文几个徒弟的表现吧。博士老孟的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杀了自己同寝室的博士雷文之后自杀的。这是有些不可思议的。三十七岁的老博士，又是法学博士，既不是处于青春期的骚动，也有足够的法律知识，怎么可能会随便杀人和自杀呢？更何况推动他杀人的直接动机只有一个，就是雷文常常嘲笑他。老孟岁数大，是老博士，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如同寝室的经济学博士雷文，于是两个人经常“抬杠”，老孟占上风的时候很少。后来还有一件事使两人有了更大的隔阂，就是雷文“抢”了老孟的师妹甄珠，而对于甄珠，老孟只是在其他师兄弟的忽悠下自我感觉良好的认为师妹喜欢自己，别无其他。老孟就是在这样的关系背景下，在看到自己的情人姚旋与别人同床共枕后杀了自己的室友，令人叹惋。但是仔细想来，在这个“灵语”缺乏的、物欲横行的时代，有什么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呢？
师兄王莞有三个所谓的情人。一个是蓝教授的女儿蓝娜的朋友刘唱，这是个来自小地方的女孩子，为了使自己能够留在北京，利用自己的肉体进行公关活动，王莞不幸成为她的袭击对象。后来的刘唱出没于酒吧，跳艳舞，最终被公安机关逮捕，变成了一个疯子，终日浪荡在她曾经生活过的校园里。王莞的另一个“情人”是呼台小姐，虽然他们连面都没有见过。“一条河”是王莞在酒吧认识的，一个文学爱好者，《静静的顿河》是他们的见证。《静静的顿河》实际上在这里也具有象征意味，它成了某种精神的象征，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它却是无力的。王莞最终去了南方，大学里没有他的爱情。
三师弟张岩在经历了一次“强迫消费”之后，被公安机关拘留，出来后变得沉默寡言。他留校了。小师弟李雨出国深造，考上了那边的博士，决定不回来了。这让蓝教授大为不满，但是他已无力控制了。
3
有论者指出，张者的叙述在表面上看来轻松幽默，但有一种内在的悲哀，是对人文精神的一种呼唤。我是基本同意这种说法的，但是对其叙述中幽默，我认为有陷于油滑的嫌疑。张者既没有钱钟书幽默的博学多识，也没有王小波那样淋漓酣畅。其文笔也不够细腻。当然，张者在小说的总体叙述中做到不动声色，与那些夸张的自我表演性叙述相比，显示了作者不凡的功力。
张者在《桃李》这部小说中所用的叙述手法既不同于中国传统小说中常用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也有异于很多现代小说中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中心的限知视角，他将两种叙述手法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形成了一种被评论家王干称之为零距离叙事的较为独特的叙述手法。总体上讲，小说的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是全知全能的，他知道一切，甚至宋总看艳舞、师兄弟们交欢的细节他都知道。但是这里的全知全能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全知全能，我们看中国的旧小说，叙述者与被叙述者之间是有距离的，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在叙述者的叙述中活动的，他们是叙述者眼中的道具，没有任何主动性。这当然是与中国传统小说来源于讲故事的传统有关，故事总是可以添油加醋的。张者在叙述的过程中加入了一个“我”，“我”即是叙述者，也是被叙述对象。“我”作为叙述者，是“老板”的徒弟，“我”可以以亲历者眼光叙述“我”看到的一切，具有极大的真实性，也更具感染力。同时，“我”的加入也是扫除阅读障碍的一种策略，读者可以毫不费力地进入这部小说的阅读，这可能也是作家在写作时对市场的一种考虑吧。而作为叙述对象，“我”与其他的人物没有什么质的不同，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叙述对象。
这样的叙述处理，或许也是对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方法的一种丰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