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震了，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明星们捐钱了、义演了，企业家送钱、送物了，各级地方政府都出钱出力了，文人们没钱没力的，开始赋诗了。
现在作家们写分析文章有一个渐渐固化的开场白“在中国诗歌界……”，然后再如何如何。其他的姑且不论，我们做读者的，知道评论家们一片好心，让自己的文章定义一个范畴，便于读者理解，套个箍就把问题限制住了，不至于太难处理。
我们不妨也来模仿，我们就假定“中国诗歌”有那么一个“界”，这个界是传统意义上的界，像一种物理界定，可以画在地图上，也可以立碑、设卡，然后派人驻守；凡是画在圈里面的，都是“诗歌”和“诗人”，圈外面的，则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以内了。
这“圈”里面，十几年来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别的我们今天“姑且不论”，我们来谈一谈“立足点”的问题。
中国诗歌需要有一个立足点，需要寻找，需要界定。这个理论已经不新鲜了，很多很多年，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诗人在“寻找立足点”的过程中前进着。八十年代的文学热，传统价值观在对外开放大潮中的改变，八零末九零初的世界格局动荡，和国内的“一场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为那个时代的诗歌烙上鲜明的时代印记。
九零年代后期，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为诗歌“寻找立足点”的争论也俞加尘嚣日上。立足点在哪里？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等一批又一批的名词争相涌现，诗人们不断寻找着立足点，然而依然没能取得统一。所谓的立足点，我理解为无非是当下文学创作的根本动机，是反映在创作个体思想中、创作客体内容中的时代痕迹。
然而，立足点毕竟是一个“点”，这个词颇玩味的用法，似乎一下就把诗歌推入了一个“无地安身”的尴尬境地。越来越多的人想肩负起“寻找立足点”的使命，重新引导诗歌回到正轨，回到它应有的道路上去。但什么才是“应有的道路”？这又是一个可以争论十年的问题。
诗人们无奈了，与其继续无意义的讨论，他们回到自己的小屋中，拿起自己的笔记录自己的思想，以“自己”为立足的中心，不去读别人的作品，不关注诗人群体乃至诗歌本身在这个时代的发展情况，而是闭门造车地忙来忙去。
这一次地震，把诗人们震醒了。我饶有兴致地读了大部分新浪上“民间诗人”们的文章，虽然水平都比较一般，但念及大多数人都是即兴而发，很多人甚至都是第一次写诗，全然不解其中的道理。如我的某位朋友所说，把诗歌看做“把文字摆成一个塔形的视觉图形”，更不知道在感情波动时写诗是诗人创作的大忌，这样的诗写出来是一定要改的。
不过，让人高兴的是，诗人们醒了，他们找到了立足点，那就是国难，民艰，和我们感人的总理。
毛主席在延安关于发展文艺的讲座上面的一席话，激励了中国多少代作家，并成为至今多少代作协的工作纲领。那些话现在读来似是已经过时了，我们很多所谓八零后、甚至九零后的小作家们，恐怕都不知道其中云云所言是何。然而，毛主席当初所言，现在的作家是感觉到了，那就是只有把文艺工作深入开展到工农兵和群众当中去，把文艺和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文艺才会有新的生命力。
用更现代的语言翻译一下：一个作家，不管是不是诗人，只有投入社会、关心社会，感悟社会的脉搏与时代的重量，才能真正写出有灵魂的作品。我觉得，这才是中国诗歌的立足点，这才是中华民族的立足点。这一次地震，虽然震醒了一批作家，掀起了跟风潮，却大可批评地再晚一些，先坐观其发展，也许可以震醒那些麻木在自己屋子里的“坐家”们，真正让诗歌立的再稳固一些，再长远一些。
写诗的人如果比读诗的人多，诗歌又如何有生命？如果诗人都不去做吃苦的马，而只想做会叫喊的驴，那诗人又如何在历史上印下我们这一段的足迹？
很多人认为，诗歌在我们国家传了几千年，不会因为我们的几十年而停滞下去。这样的观点是不负责任、没有根据的，也是十分危险的。一个诗人可以影响一个时代，乃至一个千年，若要延续我们的文化，以及文化中诗歌的光辉传统，只靠一次地震的集体萌发是不够的，只靠一两个人也是不够的。诗人必须看清自己的历史使命，认识到诗歌这颗“文学明珠”在我们的文化中独特的地位，他们才能够真正将诗歌创作从书本中掏出来，放入自己的生命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