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杂文网报道：山西繁峙县反贪局长被双规，据称财产约2亿。昨天，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一检察官告诉记者：今年5月5日，繁峙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反贪局局长穆新成被纪检部门“双规”，此事在当地反响强烈。一位与穆工作多有接触的县公安局民警私下透露，穆新成事发与当地矿老板举报有关（6月25日成都商报）。很难相信小小的县反贪局长会收刮这么多的钱，2亿呀！县反贪局长可能只是个科级干部吧？再想象一下市里面省里面甚至更高级别的官员，假如不廉洁的话会有收刮多少钱呀？不敢想象。一个政府公职人员财产2亿元，肯定不是工资所得，反贪局长贪腐，可笑可憎。
一个科级反贪局长凭什么聚敛多达两亿元的资财？这说明我们一些反贪局局长们的权力，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对其权力没有制约与监督，要想成为人民的忠诚卫士，是不可能的。权力不受监督，权钱交易就易如反掌。一个科级的反贪局局长在地方上其实不算很高职位，可反贪局直接承担着侦查贪污受贿等犯罪的职能，尽管其上有检察长，再之上有人大、党委和纪检的监督，以及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但事实上这些监督却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方面并未建立对反贪局局长等特殊人员的遴选机制，甚至反贪局局长的任用不须公开选拔、公示，也不用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和述职，不用接受人民代表的质询，于是成了机制内和机制外的监督空白。
穆新成的落马，就因为是不择手段疯狂敛财。报道称：繁峙县众多的矿老板和涉矿的各级政府官员，多被这位反贪局长“办”过。该县还有知情人士透露，凡矿主均需向其“进贡”，或遭到以办案为名的“敲诈”。由于涉矿官员的屁股不干净，当然情愿以钱财买平安，心甘情愿受“敲诈”。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官员参股煤矿的治理也一浪高过一浪，甚至屡下最后通碟，限于某年某月某日撤资撤股，可大多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以至于一些矿产大县涉矿官员之众、规模之大、程度之深日甚一日，查不胜查。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接受反贪局长的“敲诈”，与其同流合污，要黑一块黑，如此才能多一方保护伞。
权力是一面镜子，清者映出清的影像，浊者映出浊的灵魂。穆新成即是一个在权力镜子面前映射出丑恶灵魂的浊者，反贪局长反而更贪更腐达到亿元巨赃的这条新闻，如此刺激公众眼球，引起跟帖的泛涌，足可见公众仇腐的心理剧烈程度，更可见对权力失控的失望与指摘。毫无疑问穆新成只是一个被拔出来的“萝卜”，而那些被其“办”过的众多矿老板和涉矿的各级政府官员，必然将会是其后的泥巴，也会被带出。很浅显的一个道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不是这些煤老板和政府官员自身有问题，何惧穆新成来敲诈？又如何会花钱买通穆新成为己消灾？因此，从穆新成落马，我们可以清晰辨见，被中央一再强调一再严惩的官商勾结之弊，在一些基层政府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还能形成一个围绕个体官员捞到2亿元巨赃的腐败链条。
一个反贪局局长，身在清水衙门，自己并不掌握巨额资金，怎么能搞到这么多钱呢？原来他主要是靠敲诈勒索来的。我怎么都觉得这应该是旧社会国民党官员干的事，不象是共产党的干部的所作所为，然而事实不由得你不信。一个官职不高，纱帽翅不大，官衔也不太显眼的科级干部，一下子就贪走了两个亿，如果不经媒体披露，简直使人难以相信。但白纸黑字，写的清楚明白，明眼人一读也就一目了然。实在是触目惊心，在网上一经披露，舆论哗然，被誉为中国官场县级反贪变成巨贪的第一人。他有这个能耐，主要是佩戴着副检察长与反贪局局长两个官衔。反贪局真是个好单位啊！因为现在有很多一把手都缺乏监督，哪个敢说没有腐败现象？所以只要我反贪局盯上你，你就得拿钱买我的歪嘴，我专门吃贪污的人，而且你还不敢伸张反抗。
据资料显示，山西繁峙与其他县一样，是一个矿产资源众多的大县，已初步探明的矿产资源有金、银、铜、铁、铅、钼、锌、硫铁、石灰岩、云母、褐煤等27种，矿点98处，其中金矿储量居山西省之首。由于矿源多，采矿的也多。这里采矿者大都非法者居多，且被批准者大都证件不全，也难以获得采矿权。一些采矿矿主为了采矿、挖煤，就通过各种不合法的手段，买通当地官员，以获得开采煤矿资源的通行证。要获得通行证，那就要用金钱去疏通、打点。如果你不送你就不能采矿，只能看着别人去挖煤，去赚大钱。
为何繁峙县近年矿难不断，不仅当地政府因掩盖事故真相受到过查处，还多次曝出收买记者以“封口”的丑闻。可见，当地滥采滥挖，超计划开采，安全投入不足，事故隐患众多，手染矿工鲜血的黑心老板，为保住非法所得，自然会向一切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司法机构和各级“现官”进贡，反贪局长仅是其中的一位“大仙”。为何矿难屡治不改、难以根除的背后，就是有官商相互勾结的保护伞在作怪。而且开矿者很多是官商混在一起，采矿者在这把保护伞下，矿主才能获得采矿的通行证去采矿，稳稳当当去赚他们的昧心钱。在这种不良的背景下，请客送礼也就一哄而上，而且越送越大，贪官也就越贪越多，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那就是只有送大礼的老板才会得到真正的保护。
民间曾有戏言:某检察院反贪局的牌子被人动了手脚，把“反”字上的两撇给撬掉了，这样，“反贪局”变成了又贪局。路人见了，大笑不止。事实上，反贪局长成贪官的案例屡见不鲜。自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局长罗辑因严重违纪被撤职以来，先后有贵州省检察院原反贪局长刘国庆、江苏省检察院原反贪局长韩建林，山西省太原市检察院原反贪局长贾军英，湖南省邵阳市检察院原反贪局副局长李勇、广西贺州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张建辉、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等被查处。这些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为什么容易被魔鬼同化。反贪不成反成贪官，这正是隐藏在穆新成个案背后的共性，那就是这种人都亡于贪食、最后才死于诱饵。这也是反贪局蜕变成“又贪局”的现实困境。穆新成所得的巨赃，有与众多矿老板的交易，也有涉矿的各级政府官员的交易，从2亿元的辐射看，背后隐匿着一个更大贪腐群体，它真实的映射出一地官场的政风生态。穆新成的落马，应该说刺激了大家的敏感神经，使我们不能不反思针对反贪权力监管的失位，也不能不反思官员个体堕落的原因。我们不能忽视这个“萝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