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骏“学历门”被披露后，不仅使中国民众对唐骏本人产生质疑，而且展开对精英人士的职业诚信问题的热议。
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新发现》杂志主编严锋说：“我们没有怀疑唐骏的能力……但是，光学历造假这一件事，就足以蒙羞。”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认为，唐骏作为职业经理人，其实是一个被委托人，诚信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如果股东或者公众觉得他不诚信，那么这种委托与被委托关系就会变得不牢固”。吴忠民还认为，这可能也反映了国人的一种浮躁：人们更加看重学历等外在的光环而非真实能力。方舟子打假打出了很多水货，唐俊的学历门事件成为这些打假中的一次最吸引人的事件。“诚信是社会的基石。”方舟子说，“如果可以花钱随便买文凭而不被制裁，那样谁还花费力气刻苦学习？社会还怎么进步？”诚信是立身之本，诚信者未必能成功，成功者却不能不诚信，这个千百年来被印证的道理不是现实的功利就可抹杀的。回归到现实，从深层次的探讨“学历门”事件时，真的让人感觉有些五味杂陈，不知所言却又感慨万千的矛盾心理。有些话不吐不快，却不知从哪个方面说起，有些愤懑却不知道该愤懑谁？诚然，唐俊是一个成功者，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成功者中的佼佼者，我看过他写的书，也看过很多有关他的商业和人生的感言，个人觉得他是一个能力超群的人，富有干劲的人，对他印象不是太差，也不怎么良好。我觉得唐俊是幸运，同时也是悲哀的，幸运的是他用造假的文凭骗过了微软，骗过了很多人的眼睛，成功的坐上了“打工皇帝”的宝座，悲哀的是假的东西终究是假的，它不可能得势长久的。不知道这是这个社会的悲哀，还是他唐俊一个人的悲哀？
学历造假的事件，究竟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又带给了我们怎样的值得我们一生珍藏的永远记忆呢？若然不是这个社会的风气，大讲特讲学历，学习，工作，创业都向学历看齐，又何以滋生出文凭热，出国热，考研热，读博热呢？一度高学历的人被人们认为是能力卓群的人，然而事实是这样的吗？学历造假的这些事都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改变的了的，这也不是一群人或者几群人能改变的了的，这是需要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自我反思，自我定位还社会一个清平世界。现在的社会風氣，给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有人讲你改变不了社会，就要努力适应社会，这话似乎没什么不明智之处。现实的社会，要的是贴近实际的东西，可以不用管是用什么手段，什么方式取得的，现实的社会，要的是装点门面的奢华粉饰，可以不需要理会这些奢华背后隐藏了多少人的哭泣与呐喊，现实的社会，要的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狂放，可以肆意的挥霍自己的青春和潇洒不用理会道德的介入。鲁迅先生说过，人还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毛主席也曾说过，人还是真切，实在着，活的舒适，是啊，人怎么能因为名利和金钱，因为欲望和虚荣而忽略道德和精神的力量，而违背人性和公理的标尺呢？
现在的人喜欢讲究面子，国家也是一样，面子是大事，可以为了GDP的增速去忽略民生的疾苦，可以为了奢华的盛会去挥霍人民的积累和财富，可以为了招财经商而忽略生存环境的继续恶化。在中国企业何尝不是这样呢，企业在招聘的时候，一道学历的门槛，堵住了多少想干事情而没有机会干事的人，也寒了多少那些手握技术，心有思想的人的心。往往没有高学历的人，比拥有高学历的人更知道怎么去干实事，更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才不会被淘汰，他们容易满足，服从管理和安排，是企业生产和发展的中流砥柱。悲哀的是，很多企业都唯学历是宝，可笑的是，一个公司招聘仓库管理员，招聘卫生员还须要本科学历，因为这样才会使他们的企业员工，本科学历率达到百分之百。是可笑还悲哀呢？前几天看了一则广告说是招技术人员，我拿着资料去应聘，招聘人员告诉我说，我们只看能力，不看其他的，你交三百块钱，我包你进厂做事，我无语了，难道学会交钱和送礼是你们所要的能力吗？我一直以为一个企业的管理和国家的管理有异曲同工之处，看了明朝改革大家张居正的文字，我明白了他一生中为什么一直重用循吏治国，重视实干，不喜欢清流清议一类文人了？务实和进取才是发展与进步的动力，实事求是才是我们获取成功最能经受得起考验的诀窍。相信唐俊也不是一个没有信誉的人，更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也许他的悲哀就是悲哀于这个时代吧，悲哀于这个充满伪装的社会，悲哀于这个惯于炒作和狡诈的狼性生存哲学吧！
相信，以后当社会的伪衣被那些富有良知和责任的人撕破，社会的丑恶和阴暗被那些富有正义和担当的人揪出来的时候，那些埋头苦读、苦干的人，再也不要上演“老实人吃亏”的幕剧了。惟如此也才是我们真正值得自己珍藏的，自己坚守的，自己担当的，我们不做造假之人，我们要做最真实真切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