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鸭绿江战火中的集体婚礼
一九五二年深秋。中国北方边陲小城安东市。从安东市的东侧缓缓流向黄海的鸭绿江,是一条著名的英雄江,江上伫立着两座大桥。在一九零六年以前,鸭绿江上没有桥。中国和朝鲜的民间交流全靠国民摇着小船来回的摆渡交换
一九五二年深秋。
中国北方边陲小城安东市。
从安东市的东侧缓缓流向黄海的鸭绿江,是一条著名的英雄江,江上伫立着两座大桥。
在一九零六年以前,鸭绿江上没有桥。中国和朝鲜的民间交流全靠国民摇着小船来回的摆渡交换物资。一八零四年,安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为了全面侵华,加速掠夺中国丰富的矿产资源,日本人从一九零五年起计划修建铁路。并从一九零九年五月开始,在朝鲜一侧开始施工,同时迫使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同意建桥。鸭绿江上的第一座铁路大桥在一九一一年建成通车,日本人在侵华时期疯狂地将中国大量的物资财富源源不断的运往日本。
鸭绿江上的第二桥,建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在第一座铁路大桥的上游。后来人称之为“中朝友谊大桥”,与第一桥相距不足百米,与第一桥并称鸭绿江上的“姊妹桥”。
正值抗美援朝的一九五二年,东北的深秋秋风凛冽,鸭绿江江水滔滔。江边几乎看不见一个行人。
战争的硝烟弥漫着整个鸭绿江。
上午九点多,两架美国B—29轰炸机编队盘旋在鸭绿江的上空,“嘭隆......嘭隆......”的沿着鸭绿江江桥的走向向下投掷炸弹。有几颗炸弹准确地落在江桥的横梁、钢架和钢板上,横梁像炸虾片一样的顷刻卷起,钢架则像麻花一样的瞬间扭曲,厚厚的钢板被撕裂开大大小小的洞口;而多数的炸弹都掉进了江里,鸭绿江水“哗”的一下被激起若干个冲天的水柱,高高的水柱急冲上天,旋即又象倾盆大雨一样“哗”的一下落入江中。
鸭绿江江桥上,十几个沈阳铁路局安东分局的年轻的铁路工人,头戴钢盔、手拿工具和武器,正冒着硝烟淋着江雨左躲右闪,有几个人手拿步枪朝天上瞄着,趁着美机俯冲的时候就朝飞机开枪,大部分人则埋着头,快速的艰难的修补着桥面上被炸断的路基和钢轨。
我父亲当时二十二岁,却已经是沈阳铁路局安东分局宣传科长兼团委书记。他一米七八的高高个子,此时正站在忙碌的工人们旁边,一顶日式钢盔歪戴在头上,手里举着一支日式三八大盖枪,正眯着一只眼朝天上瞄着时而俯冲时而拉升的美军飞机。身上的铁路工作服浸满了油污,散发出刺鼻的机油的味道;脚上那双黄色高腰的翻毛系带皮鞋,被油污和江水浸泡得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模样。
一个中等身材的小伙子气喘吁吁的顶着硝烟从岸边向江桥上跑来。边跑边挥舞着双手招呼着我父亲。
听到有人在喊自己,我父亲歪过头。看到了正朝自己跑过来的小伙子,稍稍愣了愣神,突然好象想起什么了似的,迅速收起枪递给旁边一个同事,急急的撒开长腿,拽起小伙子就朝安东市内唯一的一家照相馆飞奔而去。
照相馆里喜气洋洋,鸭绿江风景油画正中的江水上面,一幅红红的大大的双喜字赫然立着——这是沈阳铁路局安东分局第一次干部集体婚礼。也是抗美援朝时期这个局组织的唯一一次集体婚礼。
这里俨然与江桥上美军飞机的狂轰乱炸、战火纷飞的铁路抢修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参加婚礼的三对新人里,就缺了我的父亲还没到。我的母亲,当时是沈阳铁路局安东分局电务段的团委书记。她已经换上了一身崭新的铁路制服,正焦急的等待着。我母亲人很漂亮,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睫毛很长,一对标准的柳叶眉,鼻梁不高不矮的周周正正。两条编的紧紧的小辫子整齐的搭在双肩上,辫稍上缠了半寸长的红毛线,红毛线的尾部,还打了两个小小的红蝴蝶结。她仔细的将一支钢笔插进左侧的衣兜,又在钢笔的上面,小心的别上了一只红底黄徽的铁路徽章。
时间到了,五位新人已经按照婚礼安排的位置端端正正的坐好了。中间的位置,只有我母亲前面的椅子还空着……
这时,我父亲气喘吁吁油渍麻花的箭一样地冲进了照相馆。
以鸭绿江风景油画作为背景,男的坐着,女的在自己的丈夫后面站着,三对浪漫的新人身着崭新的铁路制服,制服上的铁路路徽在摄影灯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他们的婚礼革命很彻底,一不拜天地二不拜高堂,连夫妻对拜也免了,只是各自都在暗中紧紧的抓着对方的手,偷偷地相视而笑。
照完集体合影,每对新人还端端正正的紧挨着并排坐好,单独的照了一张属于自己的结婚纪念照。
在战火纷飞的鸭绿江畔,伴随着美机炸弹的爆炸声,沈阳铁路局安东分局的三对男女秀才,以一张集体结婚照为证,正式结为了三对革命夫妻。
婚礼结束后,我年轻的父母亲相拥着走回家。路上还隐约听到敌机的轰鸣声。刚刚走出一段路,只听“呦——突——嘭!”的一声巨响,美军飞机的一颗偷袭炸弹在距离两人不远处爆炸,旁边一个三层小楼的墙角被轰出一个大洞。我父亲急忙抱住我母亲,向下压着她的头,迅速的匍匐在地。
耳边听见炮弹碎片“吱儿-----吱儿”的乱飞。两人谁也不敢抬头。
突然,我母亲惨叫了一声:“啊呀——!”
我父亲一惊,赶紧松开手抬起头查看。我母亲痛苦的皱着眉头,紧闭着眼睛,嘴里“啊......啊”的直叫唤。我父亲正纳闷没看见她哪里受伤了,却觉得自己摁着我母亲后背的手上黏糊糊的,抬手一看,全是鲜血。原来我母亲的后背被乱飞的一块弹片划破,崭新的铁路制服上咧着一个大口子,里面正向外流着血。
“赶快去医院!”我父亲顾不得身边的弹片在乱飞,拉起我母亲就往附近的辽东军区卫生部附属医院跑。
在我母亲脖颈下面一点的背项上,被弹片撕开了一个大约两寸长的口子,好在没有伤到骨头和大血管。缝了六针,大夫嘱咐回去好好休息。我父亲心疼的不知道该怎么安抚我母亲才好,就要抱着我母亲回家,我母亲不干,坚持着要自己走回去。
这一夜,我父亲半躺半坐,和衣而卧,拥着背部受伤不断呻吟着的我的母亲,心疼、怜爱和一丝酸楚在心中反复翻腾着。
这是我父亲和我母亲的不眠的新婚之夜。
第二天清晨,我父亲醒来,觉得自己的胳膊发麻。低头一看,我母亲正侧身偎在自己的怀里,枕着自己的一条胳膊在熟睡。他没敢动弹,转转头,感觉自己的脖子后面很硬。用手摸摸,衣服领子硬邦邦的。他觉得蹊跷,再一摸,手上居然有尚未干透的血迹!我父亲这时心里有点发毛,就顺着衣服领子往上摸,结果在自己的后脑勺上摸到一块铜钱大的伤口,伤口上掉下来的头皮的大部分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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