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老师代表着一种威严，中间隔着些崇敬的情感：少年时，老师代表着一种包容，将你的叛逆轻轻拾起，长大了才知道；老师，更代表着一种理解。在我的人生轨迹里，有这样一位老师的会时时被我想起。
“我们可爱的张老师平时老穿件浅蓝色衣服，咖啡色的长裤，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水汪汪的大眼睛……”这是我的小学三年作文《我的老师》中的一段话，我尽可能多地学着运用的好词好句，不想老师在批阅时用红笔给勾了出来，并在作文课上进行点评，“这段话中重复的描述太多，而且关于‘眼睛’的形容词也出现的太频，用‘炯炯有神’就够了，而这里还用了‘水汪汪’和‘大’，同学们你们也许不知道，‘水汪汪’可以形容小孩的眼睛，也可以形容姑娘的眼睛，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用这个词来形容男人的眼睛，尤其是你们张老师的眼。”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张老师摆了摆手示意我们注意，“用‘可爱、敬爱、亲爱’来形容老师也不准确，这篇作文用了‘平时’可后面又用了‘老’，出现了重复，而且‘衣服’在这里应该该为‘上衣’，“我们张老师穿件浅蓝色上衣，咖啡色的长裤。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这样读起来就舒服多了。
多年以后，每逢别人说起老师，在我记忆中总会浮现出那节作文课上的情景。张老师是我的小学时代的班主任张歧军老师。
张老师会说好听的普通话，写一手漂亮的板书，还教我们唱歌和画画，我有时会在练习本上模仿张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在我们的眼里张老师实在是个无所不能的人。
一到天下雨，我们那间土坯房的教室就开始漏水，破旧的课桌上的水痕象是蚯蚓在爬，同学们的长凳上搭着麻袋——我们都是顶着麻袋来上学的，只有张老师有一顶草帽，那时候我们都只是在图片上见过雨伞，张老师头戴草帽手握铁锹把校园里的积水引开，这样才能保证每一间教室地面的干燥，这对于我们这些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来说可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在做完功课后跟着张老师朗声高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和《社会主义好》，直到放学的钟声响起时再顶着麻袋离校。张老师戴着草帽伫立在校门口目送我们走远，那是与我们隔着一百米距离的地方。
那时候我们的教室里整整齐齐地挂着《中国少年报》和《少年文史报》，墙壁上贴着楷书的间架结构和笔画描红挂图，放假的时候，每个同学都能领到几期心爱的报纸，报纸上有我们喜欢的海迪姐姐和知心姐姐，还有城里小朋友写的作文，张老师动员每位家长给我们缴两毛钱的班费。
我的名字总是被工工整整地写在学校作为宣传栏的黑板上，那个黑板上公布的是全校的“三好学生”和“红花少年”名单，每个名字后面都缀着一朵红艳艳的光荣花。
这些事情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我淡忘了，直到八九年我考上了师范，母亲有一天说起没有让我辍学是对的，说起几年前张老师的一次家访，张老师对母亲说我是个聪明而又勤奋的孩子，要母亲一定要把我供出来。可是我对教师职业特别反感，老想起张老师戴个草帽握铁锹的样子，我无法接受教师职业的琐碎和平淡。
2005年8月，我参加了教育系统的对口交流活动，重回离开了二十多年的母校——白马铺乡肴子小学任教，少年的记忆，又象春雨过后的泥土，还原为亲切温馨的记忆。我教一年级的语文，二年级的数学，还任了几个班的音乐和美术课，校园里依然残留着一些少年时的痕迹，学生的点滴进步都会换来我一整天的快乐和欣喜。每天上课前我都能看到讲桌上的一个苹果、核桃、梨或者别的什么，乡下的孩子，总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感恩，我在讲台上看着他们的时候，突然想起张老师上课时是从来不发脾气的，而我，正好也继承了这一点，张歧军老师正好也在白马学区工作，微微有些驼背，额上也有了皱纹，二十年之后也早已经不认识我了，可是当我刚刚报上姓名，他马上高兴地告诉人家我是他的学生，是他在肴子带过的学生，我有些意外这二十年他依然记得我的名字，可是我早已经忘了张老师年轻时的脸，脑海里依然只有那个站在校门口送我们回家的已经有些模糊了的身影。
这二十多年里，很多教过我的老师都转行到了其他部门，甚至做出了惊人的业绩，而我的张老师，我从来不知道他受到过什么奖励，他并不看重这些，多年来一直做着默默无闻的工作。
从1993年参加工作到现在，我遇见过无数的老师，他们有的致力于教学研究，有的投身于新教材的开发和教学改革，而更多的人，则是象张老师一样，寓教于乐，关爱学生，甚至一辈子，连单位先进工作者的名分也不曾垂青于他们。“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只有他们的学生知道，这些老师有着怎样的才识，怎样的教学风格和怎样高贵而谦虚的品德。
一些黎明、一些黑夜，一些伴着年华流逝的时光，总有一些身影留在学生不忘的记忆里，那是一群远离功名，默默无闻的人，他们用心灵牵着学生的手，在学识和为人的世界里徐徐而行，那一种爱，象百合花一样，清香淡远。
只想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对着所以工作在教育战线的人，遥遥地问候一声：亲爱的老师，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