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叫邓耀生，人称“耀哥”、“耀老三”，一个十分开朗、豁达、健康的老人。
很小的时候，大舅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因为家境贫寒，他16岁就给人家做长工，土改时家里划佃农，他却一个人划了雇农，典型的无产阶级，根红苗正。
解放那年，大舅已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了，高高的个头，清秀的面庞下嵌着一双微微凹陷的眼睛，青涩而忧郁，一脸茫然，不知世界发生的变化。其时正是土地改革开展得热火朝天的时节，农民一夜间从地主手中夺回了属于自己的田土，激动和高兴无法说出，只有让流泪来形容。他赶上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伟大时代，新中国的阳光雨露给了他这个从底层翻身过来的孩子以更多的抚慰。受到党的重点培养教育，使他从一个不甚懂事的孩子成为一名热血青年，很快走上了革命道路，22岁就成为县委委员、区委书记。1958年，他担任益阳县新市渡公社的第一书记，因各项工作都走在全县的前列，他所在的公社被评为全县的红旗公社。
然而，工作的节节胜利和着公社化道路的强烈节奏，令人头昏和脑热，大舅负责的新市渡公社也和全国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号角合上了拍，提出了响当当的“催工板，跃进鞭，一天等于二十年”和“三年赶超英美，十年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口号。年轻的书记总怀得一颗忠于革命忠于党的红心，只把干好工作争得上游作为是对党最好的感恩和报答。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家可以不顾，唯有工作不能落后。他把整个身心都扑在了工作上，就连他的战友兼妻子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他也无暇顾及无暇去管，以至于在他工作取得红旗公社称号的当儿却痛失了爱妻，悲痛得他捶胸顿足，不能自已。可擦干了眼泪，掩埋了伴侣，他又重返了战场。他把悲痛化为力量，一心要争得工作的上游。为了工作，他可以不惜代价，哪怕有点过激和过火的行为，都认了。于是乎，对懈怠者可以开斗争会，跪禾刷子，就是打人也无妨。火热的斗争形势和纯粹的革命热情相结合，年轻的心浮躁了，他已然完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当时的新市渡公社和全国所有的人民公社一样，忙于砸锅撬鼎大炼钢铁和挖坟取骨熬制磷肥，即便是1958年的大丰收，他们也无瑕顾及收回丰收的粮食，而是将稻子割翻烂在田里，将白薯一犁钢头给钞了，就知道白天爬到战鼓台上擂鼓三通，晚上在地里烧起火打起嚯嗬放卫星。这样严重的粮食浪费，加上第二年的粮食欠收，接着而来的便是1959年及以后的三年大饥荒。社员们吃着食堂的吊命食，肚子俄得捺抑的，脚都拖不起，哪还有力气做工夫，只见得到处的磨洋工。可在那个“催工板，跃进鞭”的年代，磨洋工者只要被大队干部抓着了就是一餐小死，少不了跪禾刷子，挨篾片子，甚至开斗争会斗争，看你还敢懒？
对于这些过激和过火的行为，身为公社第一书记，大舅应该是知道的，他也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和会议上制止和反对过，但当时整个中国都疯狂了，疯狂盛行时，你不疯狂反倒成了不正常。为了工作能够乘势而上，受当时形势的影响，大舅对那些打人、开斗争会的事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也就在许多时候给默认了，甚至是纵容了。
有一天，下面几个大队抓到5个磨洋工的怠工者，将其报告并解送到公社，党委会随即决定对这几个人召开一次公开的斗争大会，扩大一下影响，杀杀这般“懒虫”抗拒大跃进运动的歪风。因大舅当时正忙着召开一个电话会议，就安排第二书记王书记去主持和掌握斗争会，交代只触及触及灵魂，顶多伤点皮肉，不能太过火。王书记一拍胸口：“邓书记，你放心，算我的。你去吧，那边电话会等你呢！”于是，大舅就放心地去了电话会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没想到大舅一走，王书记掌握的斗争会被几个公报私仇的家伙弄出了浓烈的火药味，他们由用禾刷子跪，用篾片子打，最后发展到拿竹扁担砍，斗争会完全失去了控制。可怜那几个俄得翩翩倒的“懒鬼”哪还经得起这种打法，不一会工夫，5个跪在禾刷子上的人就被打栽了，可那些斗他们的人还说是他们装蒜，窜上去要提他们起来，可上去一提，都一动不动了，发现原来是断气了，5个人给打死了3个。这下可把王书记吓呆了，连忙报告邓书记。大舅得知后，自知情况严重，立即终止电话会，火速赶赴斗争会现场组织指挥抢救和开展善后工作……
作为第一书记，在你的眼皮底下竟然开斗争会打死了人，可谓惊世骇俗。大舅深感责任重大，难辞其咎，迅速将情况报告了县委。虽然掌握斗争会的是第二书记，可大舅以一个共产党员和党员干部的姿态和气度站了出来，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的责任，他深刻地检讨了因自己工作浮躁与失误而给群众带来灾难、给党带来损失的错误，痛悔自己辜负了党的教育培养，诚恳地请求组织处分。这一检讨和承担责任，主持和掌握斗争会的第二书记王书记便大可开脱责任，那一般打手自是获得了轻松与逍遥，死难者家属的愤慲情绪得以平抑，死难者屈死的灵魂得以慰藉，事件很快得到了平息。可没想到，大舅的这一姿态，换来的竟是8年的大狱。
那时我很小，刚读小学一年级。一天，教算术课的叶老师（她丈夫与大舅是本家）把我叫去悄悄地告诉我，说大舅出事了！当时不知道大舅出了什么事，有多大的事，听过后直想哭，但却忍着没哭，只在心里说大舅不会有事的。当时这件事在我们那里反响很大，听大人们议论，说邓书记太忠诚了，斗争会又不是你主持和掌握的，何必要一个人担了这个责任呢？可你们谁又知道他的心情？不如此，他会良心不安，会要负累一辈子的！因为大舅也是出身贫寒，他参加革命，初衷是要为贫苦人为老百姓做事，为人民服务的，只可惜自己年少轻狂，只知凭着一股热情拼将性命地工作，忽视了学习、修养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培养，以致发生这样严重的流血事件和惨痛教训，对这次血的教训他比谁都痛心。在我的心目中和记忆里，每当提及那段沉痛的教训和往事，他总有难以卸载的负累，总是面带一种辜负党和人民培养与期望的愧色，没有丝毫的怨天尤人，只有对党的忠诚与感激。他感激党对他一个不成熟孩子所犯错误给予的改正机会，感激党给他一个合理公正的处理。处于这样一种心态，大舅在尔后8年的改造中，只以积极忘我的精神拼命劳动，用茧子和皲裂刺痛肉体，用辛勤和汗水洗刷灵魂。由于他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