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不知是课本上，还是儿童读物上，有这样的一段顺口溜：“地主二流子，
拿着算盘子，带着狗腿子，逼着穷人交租子。”短短二十二个字，活生生地把地主阶级剥削压迫贫下中农的嘴脸刻画出来。
我常常庆幸自己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再也不会受到地主的剥削了，我们是新社会的主人。再也不用忍气吞声，低三下四了。
但是，我错了，开店十年，我才知道主人是谁，是城管、是工商、是税务，还有卫生、质检。是那些披着坚硬外衣的部门，是那些让我们十二万分“被愿意”的爷爷奶奶们。
当然，最直接最亲密的主人，还是我们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房东，我们借他一方宝地盘家养口，主人的喜怒哀乐与我们息息相关。
当奴才的总希望遇上一个好主子，开店的人都希望有一个好房东。当大家把眼光瞄向公家的门面时，公家们一下子变得不耐烦了，全部长期出租，一租就是十年，二十年。有钱的呷香香，没有钱的乜光光。于是，这些小老板们只好投靠私人房东，心甘情愿地充当店奴。
房东是老板的老板，他们讲的话就是圣旨，租金是一口价，涨价是一言堂，收店是一刀切。随你金融危机也好，死人抬丧也好，他们旱涝保收。什么税务局、物价局、国土局，统通与他们无关。
我的第一个房东是一家好人，我现在还把他们当亲戚来往。将心比心，人家一大家子身无长艺，田土卖光，只能指望房租过日子，我们要的是平等对待，商量办事，他要改造旧房时，提前通知我们，还免了我一个月的房租，这样的好人万里挑一，我祝愿他们一生平安。
我的第二个房东也是好人，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是笑眯眯的，他每次涨价的时候，都笑眯眯的来同我商量，他总是为我保留了自愿离开的权利。我虽傻，但还没有傻到拿自己的饭碗砸着玩的地步。我总是一口一个爷的感谢他的恩赐。我亲眼看见他那张笑脸是怎样对付一个乡里小伙子的。那个小伙子在外打工挣了一些钱，想过一过当老板的瘾，租了我旁边一间门面开电话超市，一次性交了一年的房租，每月的租金比我的高出一百，装修也用了几千，但做了几个月，实在无法经营下去，请求老板退钱，老板笑眯眯地请他喝了一杯白开水，然后给他上了几个小时的自然常识课。那个小伙子连夜灰溜溜地逃了回去。
第二天，租门面的人又打烂脑壳，我们的好主人又笑眯眯的同租赁人商量，那些装修的费用是不是归他“受倒”，因为前一位用它抵了房租，租赁人信得直，二话不说，欣然接受，区区几千块钱算什么，只要年岁好，不怕鸟呷禾。我在边上看了一出好戏，耍的是手法，看的是眼法。世界上的冤大头多的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我们主人的脸有时也变成黑脸，有一对夫妻住在楼上，妻子在医院生了儿子，回来以后，主人全家暴跳如雷，好像要把他们三口人活活地撕了吃下去。说是空头婆进了屋，对他家不利，限时限刻把他们赶走，还索要了几百元赔偿费。
房东中也有不变脸，不伪装，素面朝天的。我们对面有家美发店，装修得相当豪华，生意非常好，一天，来了一个陌生人，打听一个名字，店里没有人听说过，生意正忙，随便答了一句不知道，哪知这个人是主人的远客。主人是很要面子的人，大为光火，要美发店马上滚蛋，美发店老板连忙认错，说还有几年合同，主人宣布作废，小老板又提到装修费了很多钱，主人说他非法同居，问他想不想坐牢，小老板是老实巴交的岭上人，当然不想坐牢。
这样的悲剧每年都有新的版本，有一些小老板试图抗衡或报复，但还找不到成功的例子，合同法、租赁权对房东不生效，就像水永远淹不过鸭背一样，租门面的人太多了，他们的腰杆无法不直，他们的口气无法不硬。
鸡蛋奈何不了墙壁，大家就把目标锁定在墙壁上，一些先富起来的老板就把钱投资到房地产上来，风水轮流转，十年媳妇熬成婆。有位名人说过，丫头变成的管家婆比主子更刻薄。我有一个亲戚，从岭上下来做生意，赚钱以后，修了房子，也有门面出租，一个外乡的老人租来收废品，没有生意的时候，来了几个老人唱山歌，过年前老头想预交来年的租金，我的亲戚说别急别急，老人给他拜年的时候，还是说别急别急，元宵第二天，主人随便找了一个理由就把他轰走了。我的亲戚向我描述时眉飞色舞，说那个老头不带贵，自己讨来的。我的心里阵阵发寒，说不定我哪一天也会落在他的手上。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新的社会阶层正在重新建构，对于这些新的收租阶层我们应该怎么评说呢？又有谁来保护众多租赁者的利益呢？难道世上真的就没有无产阶层的地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