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说孔子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并不确切，他应该是站在更高的层次思考问题，而具体到某个阶级则更为偏颇。世界不只是黑白二色，人有赞成、反对、中立诸方。人生一世，从生至死，认识不会如直线发展，甚或如芦苇般随风而动，理性者也是螺旋式上升。孔子之可贵，在于他对真理持之以恒的探寻，在于他一生都对政治满怀热情，他的“布衣”身份，成了他得天独厚的思维优势。
自然，要正确地理解《论语》，不能不了解孔子生平，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捷径。孔子曾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第10章）但是，子路直言其志却不能得到孔子的赞赏（《先进》第26章），而且，孔子自己的理想亦不过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当我看了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后，一下子豁然开朗了。
在《论语》中，孔子言志的地方有多处，《公冶长》第26章中，孔子说自己的理想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述而》第6章中，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纵观孔子一生，可以感觉到这些都是孔子的内心真实感言，孔子是一以贯之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看似无为，却也有其境界。此时，孔子并非在说违心假话，锋芒毕露对自身发展并非好处，这是孔子的经验，同时也透露出孔子处在情绪的低潮。孔子对子路的政治才干是肯定的：“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公冶长》第7章）；“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雍也》第8章）；“政事：冉有，季路”（《先进》第3章）。
孔子概括自己的一生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第4章)“十有五而志于学”，显然不是说到十五岁才开始学习；“三十而立”，也不是说到了三十能自立。大约在孔子十七岁时，鲁大夫孟厘子就看出了孔子的潜质，并嘱咐他的儿子要向孔子学习，与此相反，季氏家的家臣阳虎还瞧不起孔子。孔子贫且贱，他的最初愿望是追求富贵，但在鲁国不被重用。为此，他去了齐、陈、蔡，无果。回到鲁国之后，在鲁国国君的帮助下“适周学礼”，为此，跟他学习的弟子逐渐多了起来。到他三十岁时，齐景公访问鲁国时召见了他，说明孔子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孔子三十五岁时，鲁国发生了内乱，孔子因此又到齐国，但是，由于各种因素没有被齐国重用，最终仍然返回鲁国。学识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对政治事件的反思，孔子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道”，但是，他没有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当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就在情理之中了，也不奇怪孔子会说“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
然而，历史总是戏剧性的，对于已经五十岁的孔子而言，他能被鲁君重用似乎有点意料，但符合常理，不仅是孔子的学识使然，也是孔子的秉性使然。而齐国惧怕鲁国强大起来，以美女诱惑鲁君，最终使孔子对鲁国的前途失去了信心。他开始了最后一次“出国”，也是最长的一次“周游”，当然，他不可能再去齐国。遗憾的是孔子一直不能如愿，不仅当权者不能领悟孔子的“道”，普通百姓也不能理解孔子的作为，楚昭王虽想重用孔子却又惧怕可能的坏结果。
应该看到，在孔子之前，已经有了“中国”、“华夏”的原始思想，“中国”是相对于四方而言，《诗经》上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华夏是对于夷狄而言，《左传》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当时整个世界格局是个什么样子，对于孔子来说，他是不清楚的，或许，在他的眼里，周王室就是世界的中心。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在政治上，孔子的“道”就是“王道”，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有秩序的、有礼制的“国家”，就是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符合客观历史发展要求的。由此，一个终生不得志的“布衣”，能荣幸为历代共识的“圣人”也不足为奇了。
孔子虽然在政治上失利，但他知道如何传播自己的“道”，他有弟子，不仅如此，孔子在反思：“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故因史记作《春秋》，孔子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春秋”。

（在前文《孔子与论语》中，有关孔子的生平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论语通译》中编辑部写的《导读》，与《史记?孔子世家》在细节上有些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