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在甲路生资门部作营业员。年底时，生资是淡季，农药化肥等全部封库，只有农家为作豆腐来买石膏的零散生意，店里便显得冷清，店员们大可以搬了火桶在墙根晒太阳聊天。相比之下，杂货、棉布、文具等商品显得忙碌，特别是文具店，因为代卖年画(包括中堂、对联、条幅)，更是忙得不亦乐乎。
供销社主任见我是新来的，整天晒太阳聊天影响不好，便让我去文具店帮忙。说实话，我很愿意去帮忙，目的就是和文具店负责人拉关系，以后可以借书看。文具店在乡下就是当地的新华书店。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图书出版社尚在冰封，可看的书不多，再说我每月只有十七元多点的工资，买不起书，只好能借就借。捡到篮里都是菜。
卖一天年画下来，才知道并不轻松。取画、卷画、收钱、找钱，不能少一道工序。买画的都是农民，好多年穷怕了苦怕了，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瓣花，比如应付三毛五分钱，他会细致耐心地将揉邹的毛票分票一张一张慢慢地数了又数，收到找头也会一张一张仔细看，然后紧攥着钱揣进衣兜，转身慢慢走去。
再穷的人家过年也要贴对联年画。进入腊月，年画开始动销。腊月十几，最是生意火爆了。过了小年，该办的年货差不多都办了，买年画的渐渐少些，不少是确实没有多少余钱的苦人家。连我十七元的工资都能让人红眼，何况在“国民经济面临崩溃”时的最底层的农民。　
这天下午快打烊时，只剩一位老太太靠着柜台看年画。她回头看了看，没人，小声地问，那张年画多少钱？那是一幅画着松树和仙鹤的年画。五毛钱，我说。老太太仿佛不好意思，费劲地说，便宜一点，好啵？我说，这是公家的店，不能还价的。老太太说，我只有三毛钱，你卖给我吧。我坚决地说，不行，少一分都不行。老太太眼神暗淡下去，叹了一口气朝外走。
走到店门口，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是老年人那种令人刻骨铭心的失望。我心里象有什么咔嚓一声打碎了，冲动地说，老人家，你回来！老太太慢慢地回到柜台前，颤抖着手从里面衣兜里摸出一个蓝手帕小包，一点一点地解开，里面是些分票，邹巴巴的。她正要数钱，我已经将那幅年画取下卷好，放在她面前。她手里总共只有三毛钱，说，难为你，小伙子。我收下钱说，慢走。等老太太出了店门，我从自己兜里掏掏出两毛钱放走钱箱。看到这一切的一位同事说，以后服务态度好点、周到一点就可以了，像这样贴钱，你一个月工资贴进去都不够——你到底经过的世事少，太年轻了。　
这些年，偶然回想起来，那老太太的满脸苍桑和那一眼的眼神让我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