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1957年反右斗争，有人说是知识份子的灾难，有人说是阴谋，但是毛主席说是阳谋。他说，是早把政策告诉了敌人的。作为十六岁的中专生，根本算不上什么知识份子，已经看见教师成右派的情况，我却削尖脑袋，硬要挤进右派行列。在学校里，被斗了一个多月。
1966年，事隔八年，中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全国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进行了批判。同时，全国的每一角落，都在上挂黑主子，下打活靶子。全国四处都在大抓“三家村”，“四家店”。这种情况，就连一个小小的劳改单位，也不例外。每一单位，都要抓百分之五的坏人，以完成上面下达的任务。按理说，劳改罪犯都已是百分之五的坏人行列，再在这些人中排队抓百分之五，就没有意思。可是，劳改中队内，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仍然对所管的犯人排了队。论学历，我仅仅是中专生，论年龄只有二十四岁，所以，队上最初排队没有我，应当说是安全无事的。但是，由于我的幼稚，由于我对人认识不清楚，就成了全中队典型。好在运动初期，不像运动后期，动不动就被关、被杀，也好在我遇见了较好的干部，才没有被杀，没有被加刑，成了不幸中的大幸。
我的表姐是天全高家大恶霸的媳妇，我从小对这家人十分熟悉。同我一起劳改的韩某，原来是高家爪牙，他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刑七年，与我同一小组，睡在我的侧边。他的食量大，我的食量小，粮食吃不完，就经常给他吃。我有些小事情，经常作不下来，他帮我的忙，我对他的印象较好。每到晚上，一起摆龙门阵，他就常常将当年高家的事讲给我听。因为我从小知道高家，对他所说，自然很有兴趣。这位姓韩的，在劳改中，常常调皮捣蛋，二话连篇，总是违反监规纪律。这种情况下，运动开始，中队就决定将他弄出来批斗。此人被弄出来批斗三夜，就感到支撑不住，就说他算不了啥，李景福才真正的反动。他检举我，说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时，将“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唱成“反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干部认为，我是在咒骂革命群众是反革命，根据我的犯罪根源，只看过毛泽东选集，有人就说，我的意思是要以毛泽东思想进行我的反革命活动。总之，不管如何理解，似乎我这种唱法，都特别反动，问题就比他严重得多。我被弄出来小组批斗。其实，我根本没有如此唱过，完全是他编造，但当时哪由我分说。
真是墙倒众人推，我没有弄出来批斗，似乎没有什么大问题。一弄出来，就什么问题都钻出来。当时，我不十分检点，爱背古体诗词，唱歌、唱戏，这一切都成了问题。有人说我爱讲三国演义的开头，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问我，要如何合，如何分，说这表现了我的变天复辟思想。其实，我只是背熟这几句，根本想都没想过天下如何合，如何分。有人说我爱讲吕侯杀韩信，赵匡羸杯酒释兵权，是为彭德怀歌功颂德。有人说我爱说“东方不亮西方亮”，是吹捧帝修反。有人说我爱背唐诗：“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是想变天复辟。并责问我要与什么阶级作比翼鸟，与什么人作连理枝？我的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恨是什么？有人说我爱唱《空城计》，自比孔明，显现出我的野心。有人说我每次都爱唱“跌倒算什么，爬起来，向前走”，显示了我要与共产党干到底。有的说我骂事务长是“狗日的东西”。有人说我下棋时，总爱说：“杀人三千，自损八百”，与帝修反遥相呼应，鼓吹三和一少。有人说我唱《四郎探母》，鼓吹汉奸。这样，给我加上的罪名是全面的，似乎我真该枪毙。其实，这一切一切，可以说，我全无动机目的。有的是我认为是成语，说话撞口而出。如“杀人三千、自损八百”、“东方不亮西方亮。西方不亮打远仗”之类，唱戏、唱歌、背诗、说书、只说明我记得多，都是背的原文。有的是无中生有，如姓韩的说我改《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词，以及骂干部之类等等。既然提意见的人这么多，罪名也自然很多，对我的批判就升了级。原来准备在小组批判，这下就弄到中队批判。批判的火力越来越猛，罪名就越来越大，我就越来越感觉受不了。不过，还没有弄我去关小监。因为队部认定，我的这些问题是表面的，还得进一步深挖。这种深挖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说我的思想反动透顶，就得让我深挖反动思想根源。有干部更认为，我的背后，有反革命集团，有一些老谋深算的反革命在支持我。尤其是运动开始，就被管教排队定为重点的那些人，因此要我交待与这些人的关系。另外，平时与我谈得来，爱与我一起背诗词的人，一一弄来小组批斗。他们要拼造一个反革命集团。他们仿照中央抓“三家村”，说有个“五家店”。这“五家店”的老板就是我，我成了为首的。其余，他们拼凑了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