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把刊有第50期“北国风”文学副刊的《大庆晚报·安达新闻》拿在手上，一眼看到张坚勇写的《杀害刘胡兰的凶手安达落网记》一文，突然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我为这期样报再也发不到作者的手中而遗憾，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惋惜，为我们大家失去一位擅长地方掌故写作的有心人而悲伤。
那是一年前的春天，一位陌生人打电话说他常看本报副刊，自己写了一些关于安达历史掌故方面的文章，问我是否可用。我让他把稿子寄来看看再说，并很快在我的E-mail中收到了几篇他发来的稿子，虽然篇幅长了些，但篇篇写得认真细腻，看得出是进行了大量调查走访下了很大功夫的。我觉得这类文章虽不属于文学作品，但还是读者所需要的。于是我在副刊上专门开了一个“地方掌故”专栏，陆续刊发了他写的《华联商业城地下铁箱之谜》、《两块石雕的来历》、《丛家大院的变迁》、《火车站前的木雕阁楼》等几篇稿子。这个专栏立即引起了不少读者的注意和好评。此后，副刊上还发表了他写的小小说《一对夫妻和一个野汉子》、《你要嫁就嫁个四十多岁的》。每一次有他的稿子刊发，我几乎都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接到他的电话，总是对我表示感谢，有两次电话是在病床上打来的。去年的重阳节，我介绍他参加了市诗词协会举办的座谈联谊活动，一两天后，他把自己填写的《七律二首》传给我，表达他“置酒重阳复登高，感怀追忆旧笛箫”的喜悦心情。
坚勇为人诚恳，多次邀请我去他家，说他下岗后曾在街上卖过图书，家中尚有余货，请我去选几本。我一再推辞，终于在去年夏天的一个午后去了他家。远远地，就看见他站在约定的路边接我，高高的个子，花白的头发，有些气喘嘘嘘，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他还不到知天命年，我会以为他已年愈花甲。在那个黑洞洞的有些下窖并且漏雨充满潮湿气味的土屋里，四壁架子上摆满了书藉，上面积了厚厚的灰尘，书的“品相”已不是很好。他帮我选书，不停地为我推荐介绍，还一再为没个坐的地方表示歉意。
此后，我偶尔能在街上遇见他，但只是匆匆地寒喧几句便各奔东西。一段时间，我和坚勇断了联系，一天，他在一个网站上给我留言：“孙大哥：我最近病得九死一生，奄奄一息。我于是关掉手机，中断了所有同外界的联系，请您见谅。前几天，我在《大庆晚报?安达新闻》上看到了我写的《牛街下的秘密》一文，我深深的感谢您了。生命一旦有起色，我会同您联系，如果我随风逝去，我也仍然铭记我们的友谊。”我被这样的文字深深感动。
上周六我去市新华书店，爱好文学的售货员王叔俊问我，好久没看到张坚勇了，他的博客也有半年多没更新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说，不会吧？两个月前他还给了我一个新的手机号呢。我立即找出他的手机号拨了出去，马上传来接通的“嘟嘟”声，但随后传来的是一个女人地声音，当她得知我姓孙时，立即说：“你就是孙大哥吧，告诉你吧，坚勇他走了，三七已经烧过了。我们不知道你的电话，坚勇的电话本上只有号码没有名字，他走时没能通知你。那天他让人找来《大庆晚报?安达新闻》，见上面没有他的稿子，不久他就走了。”
放下手机，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为了他的永别，也为了他在临行前没能看到报上发他的稿子。我想，他当时一定十分失望的，我立即产生一种负疚感。
如今，看到手中发不出去的样报，我心里更是不安。说实话，我和坚勇结识没多久，也无更多的交往，但我总是为他痛惜，为他把那么多的地方掌故带到了另一个世界而遗憾。据我所知，坚勇下岗失业，又长期患病，生活拮据，可贵的是，在这样的境遇中他却读了很多的书，多年如一日地走访调查，写有几十篇地方掌故。我想，如果地方的史志部门能够把他的那些遗作整理发表，该是一件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好事。
张坚勇享年49岁，愿他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