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加林生逢其时。上个世纪80年前后，土地承包、农村控制解冻，各种社会关系开始紊乱、权力交易正式抬头，主流观念开始低迷、传统观念冬眠30年后开始复苏。于是高加林在所难免地成了路遥第一个命题——农村进取青年的“人生”尴尬。
先是孙道临为该广播剧捧场，后有大师级导演兼导演伯乐吴天明将其搬上银幕：《人生》引起轰动绝非偶然。路遥思维之剑刺痛了当时绷得正紧的上述各种神经。　
高加林作为回乡知识青年，眼高手低，不愿从零开始，本无可厚非。可他抛弃村姑刘巧珍在先、刺痛了传统道德的神经，夺人官家小姐黄亚萍在后、刺痛了城市既得利益阶层的神经。招工本是人情所致，纵有出众才华，也不能明目张胆，以致他的领导干部叔叔也不得不严肃纪律、维护潜规则。
刘巧珍向往知识、文化和高加林向往山外边的世界、黄亚萍追求精神层面的沟通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人类不满足熟悉的环境，祈求了解、接纳新境界的天性所致。错就错在他们都打破了老规则，都是不安定份子，在安定惯了的世界里都是另类、都应该没有好下场。事实上老眼光们如了愿，三人都陷入尴尬境地，高加林尤甚。　
曾经沧海的路遥写作目的显然不在重拾老话题、演绎新故事、维护旧道德。他客观全面地讲述故事的同时，也为以后的农村青年冲出农村埋下了伏笔。当然那不能再是不管不顾、奋不顾身，本来也应该有许多两全其美的方式。曾经有许多读者不甘心高加林终老乡下，但形势的发展令所有人包括路遥在内目不暇接，他只好将眼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
或许路遥活到现在会有更多的选择，但天妒英才，只能由后死者思考或实践他的这一人生最大命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