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农村没有电视，没有玩具，我的童年如天天搓揉的泥巴一样平淡。读小学的时候，父亲组装了一台只能收三个台的收音机，我爱不释手。喜欢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那“哒嘀哒、哒嘀哒”的喇叭声和开场音，仍记忆犹新。
八十年代的农村，家家都安上了广播，每家堂屋的门后，有一个黑色的匣子，一个简易的喇叭，一个拉线开关。家家户户的广播用铁丝连起来，直通到公社广播站。公社广播站在固定的时间播音，客观上成为了乡亲们作息的报时器。
公社播音员李叔叔是我的偶像。他播音用四川话，声音清亮，富有磁性。我经常听广播入神，心想：了不起哦，他说的话传那么远，全公社的人都得听。后来，我有幸见到了李叔叔。他考我一个题——“蓝墨水笔能不能写出红字？”我没转过弯。李叔叔掏出蓝色钢笔，在我的手心处轻轻地写了一个大大的“红”字。我恍然大悟，对他更加佩服了。李叔叔还让我进了播音室，他播音时，我大气都不敢出，生怕自己的声音传了出去。
读师范校时，我特别喜欢听流行音乐。期间，最让我难忘的是毛阿敏演唱的《烛光里的妈妈》。一个星期日，临近期终，住校的我没有回家。几天前，和同学们去游泳时将一块较贵的手表弄丢了。父母不顾晕车来安慰我，怕我因此而影响考试。到学校时已是下午一点多，父母竟还没吃午饭，他们说馆子里的饭菜贵，熬一熬，回去吃，见到你没事就好了。在四楼的阳台上，目送着父母离开的背影，这时收音机里传来“啊，妈妈，烛光里的妈妈……”的歌声，我泪眼模糊了。
九十年代初参加了工作，住单身宿舍，我与收音机相伴，并用自己热爱的写作来打发孤寂的日子。出于对朗诵的热衷，我总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在电台里配乐播出自己的作品，是自贡市人民广播电台圆了我的梦。我常常在节假日写一些应时的诗歌到电台，纷纷被采用。虽然稿费只有8元、10元不等，但当主持人极具专业水准的配乐朗诵，完美地诠释出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时，我总会欣喜若狂，并把播出内容录制下来，细细玩味。
我很喜欢点歌节目。母亲50岁那年，我在自贡市人民广播电台点了一首《祝妈妈健康长寿》。当听到“一家人欢聚一堂，祝妈妈花甲大寿；欢歌笑语喜气洋洋，暖流涌上心头”时，母亲的眼眶湿润了；当听到“你为儿女费尽心血，儿女们记在心头”时，我感动了，母亲的辛苦和我们的祝福通过广播得到了表达。我为能借电波表达我20年来从未曾表达的对母亲深深的爱而深感欣慰。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电视电话一时不能使用，收音机成为人们最重要和快捷的通讯工具。广播的电波穿越阻塞的山峦，穿越沉沉的阴霾，在千里之外将中央的声音、灾区的灾情、救灾的进展乃至人员的安危传予世人。
现在有了专门的广播电台，如音乐台、交通台等，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各方面的便利，但自从有了电视、电脑后，人们还是渐渐疏远了广播，而我始终对听广播不离不弃。虽然广播没有电视视听的双重吸引力，但却给了我们更丰富的想象空间，还能让我们在做家务的时候获得身心的愉悦。